段子敬

        段子敬，后用名段成本，男，汉族，1913年生于神木县贺家川镇天台山脚下山坡村一个世代以船运为业的家庭。黄河船工那种惊涛骇浪无所畏惧的品格，从小就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他的童年时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多次亲眼看到因地主抽佃，贫苦农民全家自杀的凄惨情形。他在9岁时到税所送钱，税所嫌送来的钱少，将他毒打，在他心中埋下仇恨黑暗制度的种子。17岁时，他经乔钟灵、刘镇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任区巡视员，后调到特务队。红三支队成立时，他任战斗小组长。红三团成立后，任三连指导员。连长贾如胜调走后，他主持三连工作。

    1934年冬天，敌军进攻神府苏区，红三团遭到敌人8个连的伏击。他大吼一声，率先向山坡突围，带队冲垮了敌人。团长王兆相带着后面的部队上来后，他掩护全团撤退，他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一仗使红三团声威大震，他也成了兆相麾下的一员悍将。白军“围剿”指挥部曾悬赏数百大洋缉拿段子敬。

    身陷囹圄   宁死不屈

    1935年，是神府苏区最困难的一年，红三团弹药极端缺乏。王兆相团长派段子敬去山西用大烟换子弹，不幸落入兴县警备队之手。在兴县过堂时，他被压杠子、上夹板，但一口咬定自己是贩大烟的雇工，后来，兴县当局将他解往太原军人反省院。当时，在此院中关押着许多共产党员，其中有王若飞、郑林等。他正好与郑林关在一起。军人反省院的刑讯拷打比兴县还严酷，当时监狱中有党组织，郑林是负责人。段子敬非常机警，意志坚定，虽被打得昏死过去，但醒来却不呻吟、不叫唤。这时监狱党组织发起改善生活、废止严刑虐待的绝食斗争。他这时尽管还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关系，但也毅然参加。监狱当局为了分化瓦解这次斗争，

威胁他说：  “他们都是政治犯，杀头的罪，你一个大烟贩的雇工，参加绝食小

心杀头。”他回答说：  “作为同室难友，我要是不参加，那不成了不仁不义的小人了吗？至于杀头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想杀，我怕也没用。”郑林听到这些话，对他更加佩服。由于没有新的口供，他作为大烟犯雇工，被判处一年禁，押解回兴县。他快要离开时，郑林说看你的情况像自己同志，他点了点头。郑林说今后需要证明时，前来找我，说明自己在党内叫郑林、在狱中叫赵武生。全国解放后，郑林曾任山西省政协主席。

    1935年，也是段子敬家庭灾难深重的一年。他的二哥是赤卫队员，在敌人“围剿”中遭枪杀。四哥是共产党员，遇敌人突袭被砍死在山坡村头。他的妻子听说丈夫在兴县被抓，要过黄河去探望，遇上闫锡山飞机轰炸，被炸死在黄河滩。他十几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中只有母亲和一岁多的儿子。祖母与孤孙，一老一少，亲人遗体难以下葬，情景十分凄惨。后来，党组织通过托人担保，他于开春之际被释放。他走到山西罗峪口，不顾河水正在流冰块的危险，游过黄河。此时逢上

天台山庙会，王兆相师长在山顶望见他游过来。面对这个过去精壮、如今被敌人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小伙子，王兆相不由得抱着他流下了眼泪，并请他在天台山上吃饭，又给了十几块大洋，安排他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任命他为神府独立师独立营教导员。

    雁门驱倭   勇赴国难

    抗日战争爆发后，神府独立师先改编为工兵营，后改为警备六团，隶属120师。段子敬先任二营六连指导员，后任三营营长。有一天，部队行军到晋北左云、右玉一带，看到前面村庄冒着浓烟，就跑步赶去一看，才知道日本鬼子刚刚离开，村里到处是被杀的老百姓，许多妇女被脱去衣服、肠子被鬼子用刺刀挑了出来。战士们开始愣住了，接着一片哭声。安葬完死难的乡亲，来自神府菜元沟的王二楞进入一家屋子，揭开大锅，只见锅里煮着两个婴儿。王二楞当即昏倒在地，全连战士嚎啕大哭，震天动地，段子敬也泪如泉涌。当天夜里，王二楞闯进敌军驻

地，炸死十几个日本鬼子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第二天，警备六团从一个受伤的俘虏翻译官口中听到这件事后，立即组织伏击了这股日军，战士们个个勇敢向前，不避子弹，与敌展开肉搏。战斗中段子敬用红樱枪一下子把两个背靠背的日本鬼子一齐刺穿，日军大呼八路军厉害。这一仗使日军一个中队几乎全部被歼，成为雁门关大捷中的一次重要战斗。 1937年12月，段子敬转战雁门关附近时，见到任雁北工委书记的郑林，便把当年被捕的实情告诉了郑林。按当时规定，党员坐牢出狱后，要有另一名党员证明才能恢复党籍。郑林第二天就去120师部找到关向应政委说明情况，师政治组织科很快恢复了段子敬的党籍，并通知他到雁北工委报到，任军事部部长。他想起日本鬼子的暴行，表示要留在部队杀敌。王兆相团长、张达志政委也舍不得让他离开，师部最后同意了团里的意见。

    1938年春季的一天，段子敬晚上出去查哨，刚上到一个坡顶，就看见20多个日本鬼子偷偷摸上来，他掏枪就打。听到枪声的三营赶到村外阻击，使孙超群团长和张达志政委跳窗户突出了包围。原来是有汉奸告密，日军一个大队来偷袭警备六团。团长命三营返回，接应没有突围出来的部队。他带领三营经过激战，将被围的部队接应出来，但三营自身也损失很重。三营连排干部大都是神府红三团的人，这次伤亡近百，使他十分痛心。孙超群团长赞扬他：  “真不愧神府红军，王兆相的虎将”。

    1939年以后，段子敬参加了冀中的齐会战斗和晋绥的夜袭广原战斗。这两次战斗他都负了伤，由白求恩大夫救治。1939年10月底，他带领三营跟随特务团杨嘉瑞团长，在黄土岭一起阻击曰军混成第二旅团，战至中午将敌人压缩到一个小山村。下午，从团部传来消息，表扬三营打得好，同时命令三营撤出战斗，急行军赶往三百里外的浑源一带。第二天，三营穿过小五台时碰上了贺龙师长。贺龙见到他，满脸笑容地说：  “临时抓了你们的差，打得不错。”看到他的枪柄上包了不少布，顺手给他一支很精致的小手枪，说：  “刚才聂司令员送了这支枪，奖给你。”他心想这枪射程恐怕不会太远，有些不想要。团长对他说拿着，于是他就收好了。半月后，又见到团长和政委。团长说：  “阿部中将的枪你还不想要，当时不知道，知道了肯定不给你。”政委说：  “给了就给了。”大家哈哈大笑，他才知道那次战斗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

    1940年春天，警备六团三营扩编为独二旅九团。8月，参加阳方口破袭战，段子敬带部队奉命阻击敌人一个联队。原先的命令是阻击9小时，结果从早八时打到黄昏日落，十几个小时还未接到撤退命令。弹药打完了，他就让通讯员去找团部，但团部早已撤出战斗。他当机立断组织偷袭，炸毁了敌人几门大炮，趁敌混乱撤出了战斗。在撤退途中，他身中炮弹片重伤昏迷。消息传到旅部，说是段子敬牺牲了。旅长说九团刚组建，准备任段子敬为政委，真可惜。当时由于战场救护条仵很差，对他的伤口止了一下血，便被连夜抬到兴县师医院。弹片虽被取出，他却高烧不退，又被抬过黄河。担架队在河滩编组时，神府河防司令杨文谟看到昏迷不醒的段子敬，问清原因后说这个人交给我，于是将他抬到贺川医院。杨文谟在医院守了两天，医院看到司令坐镇，用了最好的药，两天后他的高烧消退。留在神府的贾兰枝、刘籍甫、刘北垣、乔钟灵等同志等都来看望了他。由于他没有去指定的医院，与原部队失去了联系。1941年5月，他养好伤后到120师政治部组织科报到。科长周九银是红二方面军老同志，批评他养好伤后没有按时归队。事实上，贺川医院离段子敬的老家山坡村很近，他就在家里养伤，没按时归队的原因也是联系不上老部队。7天后，任职命令下达，他担任了营职协理员。后来，周九银弄清楚了他的情况，对他非常看重。1942年底，周九银被任命为一分区司令员，就提出让段子敬跟他一起去任主力团团长。段子敬没有答应，因为他要回老部队。

    再上前线  千里转战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段子敬坚决要求上前线。政治部认为这是个好典型，抓住机会在后勤部门动员其他同志也上前线，后勤人员一下子报了300多名。除去病残和年龄大的同志，有200多人被批准。贺龙司令员打来电话，说段子敬是个好同志，我熟悉。之后，司令部召开大会欢送后勤人员上前线。会后，首长找他谈话，说这次请求上前线，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觉悟，给大家树立了榜样，回家养伤是组织同意的，不作为问题提出。这使他几年来的委屈一扫而空。第二天《晋绥日报》发了消息，号召学习这种勇敢上前线的精神。他到晋绥军区独立三旅报到后，旅长让他先任旅部通信股长兼通信侦察营营长。1947年，攻打运城时，他的部队参加了攻击纪念塔战斗。晋中战役时，他在祁县、太谷，汾河东西岸转战。他当营长不到一年，换了九个教导员，不是牺牲，就是负伤离开岗位。在临汾攻坚战中，段子敬营抗击敌一个团的进攻。打到下午，枪声弱了，他判断敌人在调整部署，就抓住战机立刻出击，以强大的火力开路，全营近500人一下子冲到敌人阵地前。敌人没想到会来这一T子，全团溃败被追80多里，团长自杀，团副被俘。独三旅上报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司令电话嘉奖，说他们营能守能攻，势如猛虎。

段子敬升任团长后，率部队固守牛驼寨，一夜之间就筑起环形工事，下令将敌人放进前沿阵地30米以内打。敌人一个营进攻，没有一个活着回去。敌人攻不下牛驼寨就用重炮轰，一颗炮弹将团指挥所打塌，他被刨出来时耳朵出血，在阵地上休息了半天，又投入战斗。1949年4月底，我军千门大炮猛轰，太原顺利攻克。部队休整后归建三纵队，段子敬团改为1野3军8师23团。过黄河后，他的团接到命令，要他们赶到泾阳店附近待命，然后阻击马步芳骑兵团。当时彭德怀正到阵地视察，听出他口音，问：  “是不是陕北红军？”他回答说：  “红三团的”，彭德怀说：  “相信王兆相的部队能守住。”段子敬心想骑兵的特点是快，一定要使敌军慢下来，于是他就让战士们在阵前50米处堆了一个高土坡，距土坡20米远处又堆了一个高土坡，形成一个大土沟。看着战士们忙着挖工事，彭德怀突然笑了，临走时让参谋转告他：  “不愧是红三团的，打仗会动脑筋。”下午6时，敌人骑兵来了，到了前一个土坡停了一下。当敌人下了土坡时，段子敬下令开火。敌人的军马跳不上坡，在坡下团团转，不断遭到迫击炮、手榴弹猛打。太阳还未落山，这个骑兵团就死伤近千人，而段子敬的团伤亡不足20人。接着他率团参加了咸阳战役、西府战役、扶眉战役，都打得很好，受到一野司令部的表彰。兰州战役后，他的部队受命急行军赶往武威。快到武威时又接到命令，任命段子敬为酒泉地区剿匪指挥部指挥，兼任甘肃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这时，任命他为师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已到达师部，但军部又接到上级命令让段子敬到剿匪指挥部去，原因是当地有一股新疆土匪，我军一支部队吃了大亏。那股土匪人多，十分猖獗。上级考虑他有打骑兵的经验，那个县也需要一个能打仗的干部去当县委书记。这次调动，使他转业到了地方。他到任后，果然有一股近千人的土匪常来侵扰，他带部队迎头痛击，将其歼灭大半，匪首与残部后在榆林附近被抓获。  

英雄本色   正气浩然

    转业后，段子敬带着工作组搞土改。酒泉附近一股土匪准备袭击土改工作组，派来个探子踩点：他正好与一位农民谈话时，树上有只乌鸦吵个不停，他抬手一枪，枪响鸟落，探子回去就说那个组长很厉害，不敢惹。河西走廊沃野千里，但干旱缺水，解放后国家水利部将兴修水利作为这一选区的工作重点。他长期在水利战线工作。1957年，他奉命组建水利建设队伍。当时有一批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来到甘肃，段子敬放手使用他们，让一名大学教授当专家组长，并对他说：“过去的事咱不管，现在水利技术上你说了算，责任我来担。”这位工程师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由于战争年代七次负伤，加上工作劳累，他战伤复发，引起神经错乱，1959年到开封市治病。一天陈毅与贺龙项路来看望院长，听院长说起他的伤病情况，就去看望，但他已经失去记忆。贺龙说这是我们120师的一个营长，嘱咐医院一定给治好。两位首长走后，医院更加精心治疗，半年后彻底治好出

院了。

    回到甘肃后，段子敬担任省水利厅河西地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1963年指挥部撤销后，改任水利局长。从副指挥到水利局长，他在河西地区共参与修建水库500多座。为修建水库，他于1958年到水利部见到时任副部长的抗日名将何基沣，一说到抗战，两人相见恨晚，都脱下衣服互看枪伤。后来，何部长给予河西水利建设很大帮助。当地百姓说，段局长流大汗，建成旱涝保收田。

    “文革”中，造反派认为段子敬是“叛徒”，把他抓起来蒙住眼睛打。在他指出这是土匪般的行径后，造反派下毒手打得更狠。他怒斥道：  “你们随便打死一个老红军，我就不相信永远没人过问。今天打死我，有一天会有人找你f呵算账的，到那时你们比我还难受，你们谁敢负责？”看到他身上战伤累累，严刑毒打下仍骨硬如震．造反派害怕了，叫来医生为他治伤。这时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证明他是一位老红军，没有历史同题，许培仁、许发善、贾兰枝、贾如胜、杨文谟、范子瑜等也都写了证明材料，造反派这才停止了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段子敬任张掖地委正厅级顾问组长。1982年，他参与青海、甘肃两省划分草场边界工作。他熟悉那里的每一条水沟和每一座山头，谈起来如数家珍，国家民政部的人称赞他是“活地图”。他在68岁时，还陪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登上海拔4000米的高峰，被誉为“铁老汉”。1997年4月9日，段子敬同志在西安病逝，享年84岁。    （郭宝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