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正堂，1910年正月生，神木县万镇镇麻院沟村人。幼年时父亲因病早逝，撂下孤儿寡母。迫于生计，穷困潦倒的母亲无奈改嫁他乡。孤苦伶仃的他只读了三年冬书， 10岁起就到地主家当了长工。放羊割草、喂猪种地，对他这样的孩子来说那真是难以承受。他累得经常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瘦得皮包骨头，身体惨遭摧残。难熬的长工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受苦受难贫苦农民的同情和热爱，对黑暗社会官僚买办、土豪劣绅无比憎恨的种子。
1934年农历二月，神府县委成立（当时神府县委和神府县政府机关驻在神木贺家川）。8月间，陕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来到了他的家乡麻院沟一带。他秘密参军，开始了革命工作。那时，神府苏区被敌人占领，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不少革命同志被敌人逮捕、杀害。在这极其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他丝毫没有动摇革命意志。当时，敌人在盘塘、沙峁、万户峪、沙峁头各驻一个连，贾家阳崖有一个地主民团。三支队打仗勇敢，又有作战经验，尊重地方党组织，使他们这些秘密工作者信心倍增。他们经常给群众讲，革命是为了贫苦大众都能过上好生活的道理，群众也耳濡目染，倾向红军，支持和帮助红军。在三支队隐蔽活动时，群众就预先把狗关起来不让叫，部队走后便用树枝、扫帚将脚印等痕迹抹掉。人民群众守口如瓶，使敌人像聋子、瞎子一般，往往是哪里出事往哪跑，但却一次次扑空。三支队还配合地方党组织，到处组织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秘密发展党团员，建立村政权。1935年3月，他由牛怀金、云正堂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两年的秘密工作后，经他本人要求和组织考察同意，他于1936年2月正式脱离劳动生产参加了革命，并被分配到神府县第五区任设粮员。1937年，他任神府县第五区主席。1938年，组织决定派他去党校学习，但他因病未去，留任五区农会主席兼抗敌后援会委员。他于l942年秋，当选为神府县第五区区长。l945年，任万户峪组织科长。l946年，任万户峪区区长。1948年，任花石崖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同年8月任神府县民政科长，12月任保安科长。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使创立不久的神府苏区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地方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革命队伍中少数不坚定分子经受不住严峻形势的考验，有的自动脱党，有的逃跑回家，有的变节投敌。他在这艰险的环境下，仍在神府苏区顽强地坚持革命斗争，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1936年3月，正当陕北的革命斗争陷于低潮时，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转战神府，路经麻院沟，贺正堂与其他同志一起为迎接刘、宋的二十八军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确保了陕北红军主力的食宿和安全。随后，部队于拂晓时向东南行进，在杨家墕附近与敌人的一个营遭遇，在刘志丹指挥下，消灭敌人的两个连，打了一个大胜仗，大大地鼓舞了苏区人民革命的信心。
1936年到1948年间，贺正堂一直在苏区最基层与当地的反动势力作斗争，组织群众打土豪劣绅给贫苦农民撑腰，为革命斗争逐步胜利做了大量的工作。1947年冬，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旗帜鲜明地带领工作组对有血债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武装反革命分子、叛党分子、土豪劣绅，进行了公开的镇压处理，有的就地正法。
新中国成立后，贺正堂以忘我的献身精神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1950年，他受榆林专区的委任担任了榆林专区公安科长，为解放初的榆林专区经济建设和发展保驾护航。1952年，由于国家百废待兴，榆林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不少同志因忍受不住过度的饥饿放弃工作返乡务农，这使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波动很大，直接影响着政府部门的正常秩序。为此，专区决定成立鱼河农场，进行生产自救，解决政府粮食短缺的问题。他毅然自荐，去兴办鱼河农场。他和同去的干部职工一起克服了一无资金、二无基本生产设备的巨大困难，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艰苦努力，鱼河农场的发展十分兴旺，粮食年年大丰收，为专区政府解决了燃眉之急，缓解了政府工作人员吃粮难的问题，使大家能够安心地坚持工作。
[FS:PAGE]1956年，他又挑起了榆定、榆府公路的建设重担。当时，这两条公路的建设相当艰巨，全靠干部职工和农民义务工一起用原始的劳动工具来完成。通过5年的艰苦奋战，两条公路顺利建成通车，结束了榆林地区无公路的历史。1961年，榆林专区组建养路段时，他又一次肩负起这一艰苦而光荣的使命。从组建开始，他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经常吃住在一线，忘我地工作。当时的公路养护，困难重重，没有机械，缺乏资金，全凭干部职工高昂的斗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用锹铲肩挑来完成。他们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将全区12个县的到县公路建成，赢得了专署领导的一致好评。
贺正堂在榆林地区公路总段任书记兼段长期间，关心干部职工的生活，经常看望困难职工，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把党的温暖送到广大干部职工心中。在四次调整工资中，他都坚持把指标让出。好多同事劝说他应该调，这样做太亏自己了，他却一笑了之。他的口头禅是：“我现在工资一百零三块半，够花了。指标给那些家庭困难的职工吧。”他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他人着想，公私分明，深受群众的爱戴。在他离休多年后还经常有老部下来看望慰问，他只是笑着说：“看我现在生活不也挺好吗？只要胸怀宽广、心情好，活得才有滋味。”
在十年动乱中，贺正堂遭受了被隔离、抄家、蹲牛棚、罚苦役、遭毒打等非人的折磨，使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造成了耳膜穿孔失聪。特别是由于脑震荡带来的后遗症，使他必须每天服用大剂量的止痛药。而又因服药过量造成了皮肤过敏、溃疡，全身到处被抓得青一块紫一块，但他仍然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经常安慰和鼓励那些一时失去信心的同志：“我们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怕什么？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自己，这场风暴一定会过去的。”
贺正堂一贯光明磊落、嫉恶如仇，刚正不阿、作风过硬，勤政廉洁、两袖清风，堂堂正正做人，表现出了一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与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高贵品德。
1976年10月，贺正堂离职休养，享受副厅级待遇。他虽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工作却从未停止。1982年7月，经榆林地委组织部批复，他又担任了地区干休所党支部委员。他坚持学习，坚持过党的组织生活，仍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着革命者的晚节。
（贺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