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堂，小名四保，曾化名王真，神木县太和寨乡梁家塔村人，生于1910年农历7月21日，逝于1988年农历11月16日。他曾任神木县委书记，榆林地委纪检委书记。
一
太和寨乡梁家塔村位于神木县中南部，土地贫瘠，沟壑纵横，老百姓生活特别困难。1913年，梁家塔及邻村突发瘟疫，梁士堂祖父母、父母、长兄及几个叔父母等共25人染疾暴亡，致使这个原本人丁兴旺、劳力充足、务农又兼做小生意的殷实之家，顿时陷入极度贫困。父母和其他亲属的离世，使得4岁的他孤苦无依，全靠寡嫂和出嫁的姐姐轮换抚养，苦度时光。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13岁那年梁士堂就独自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小小年纪就学会耕田种地，又能吃苦耐劳，磨砺出了不屈的意志。在劳作之余，他念了三年冬书，后因家贫实在交不起学费，只得外出揽工谋生，饱尝了揽工汉的那种饥寒交迫、备受歧视压迫之苦。
二
1933年农历十月，神木南乡区委书记贾怀光来梁家塔等村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听了宣传，梁士堂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让像他这样的穷苦大众过上好生活。他强烈要求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经贾怀光与崔明岭共同介绍，秘密入党。他被指定为党小组长，并受命指导梁家塔等五个村联合组成了赤卫队，由他任大队长，许家洼村的许培仁任政委。赤卫队成立后，以刀矛等武器，配合红三支队打土豪、除恶霸，建立各种群众组织，扩大苏区。
1934年7月，神府苏区不断扩大，上级调梁士堂到六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当时的区委书记是张守功。不久，他任六区苏维埃主席。同年冬，县委书记贾怀光来六区巡视工作，指定他化名“王真”。之后，他在这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1935年2月，梁士堂接任六区区委书记，这一年春天，神府苏区遭到敌人第二次残酷的“围剿”，革命陷入低潮。敌人大搞移民并村，修堡垒、编保甲、逼自首，组织铲共义勇队。顿时，白色恐怖笼罩苏区，大部分革命组织被破坏，许多党员干部被抓、被杀。革命队伍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有的投敌、自首，有的回家。六区区委20多人，在敌人“围剿”结束后，牺牲8人，回家6人，投敌4人，只剩下他和胡占彪、张江全、牛林英4人坚持工作。他好几次遇险，但都在群众的掩护下化险为夷。有时正在开会，放哨的说敌人来了，大家都分散突围到下一个结合点。可每次重新会合，总有一二人牺牲或失踪，但他都不退怯、不悲观，更不动摇。他常给大家吹笛子，有说有唱，以坚定的信念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他和战友们有时在山沟里、破草窑里躲藏敌人追捕，还兴高采烈地悄声议论革命成功后的幸福美好生活。他对革命始终充满了必胜的乐观主义信念。
1935年，苏区斗争更加残酷，梁士堂冒着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危险，照样坚持对敌斗争。太和寨民团头子杜光太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带人到梁家塔村抓他。几次扑空后，这些气急败坏的家伙把他的堂兄梁士禹（赤卫大队长）及侄子梁子兰抓到陈家坪严刑拷打。他们审问不出任何结果时，便残忍地砍了梁士禹的头；侄子也被拉到刑场，正要砍头时，让及时赶到的梁士堂的六叔父用一头毛驴买下。不久，他的二哥梁士尧（村长、农会会长），被敌人骑兵营营长邬青云用菜刀杀害于贾家洼村。他听到噩耗后，悲痛欲绝，但不仅没被敌人的残暴所吓倒，反而更加激起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他把仇恨埋藏在胸中，把对亲人的爱施予其他革命同志。1935年3月神府特委特派员王达成领导红三团及2000多名赤卫队员、200多名地方干部，攻打新寨则敌人据点，王兆相担任战场总指挥，梁士堂奉命率领干部和六区的几百名赤卫队员参战，并负责搞侦察、抬担架、送饭菜等。攻打失败后，他带领六区干部掩护赤卫队员撤退。他背着负伤干部高子万艰难地跑了5里路，平安撤出，自己累得躺在地上起不来。这次战斗失利后，敌人“围剿”更紧。为了保存实力，更好地战斗，红三团化整为零，分散隐蔽。4月间，王兆相带的红三团团部30多人，由梁士堂领到距敌花石崖据点20里的屈家南沟村休整。他组织群众昼夜放哨，严密封锁消息，住了7天，敌人一直未能发现。神木县委书记乔钟灵得了重病，由他负责转移到九五会村治疗。由于那里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敌人来村搜索，群众把乔钟灵藏在黑豆秸堆里，敌人走后再抬出来，一直到乔钟灵养好病安全地离开了村子。1936年农历8月15日夜，他和张守功配合王兆相率领的红三团部分人员，在太和寨的山头上，安全地接应了从太和寨敌人据点投诚出来的李治州等三人，使他们顺利地进入根据地。
1936年2月，佳芦县革委会成立，梁士堂任县革委会主席，民主人士郄善斌任副主席，刘长亮任县委书记。3月19日，佳芦县委在麻堰沟村活动时，与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的东征红二十八军接上了头。他一边派人及时通知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与毛凤翔，一边汇报情况，安置部队吃住。刘志丹亲切地向他们询问了神府特委情况，并逐一在地图上核对东征路经各村的地理、人口等详情，后又对他们讲了面临的革命形势，鼓励他们坚定革命信念。20日天不明，队伍就出发了，当特委书记杨和亭和毛凤翔赶到麻堰沟时，队伍已走多时。等候在这里的梁士堂立即借来三匹马，三人骑马追到贺杏峁村才见到刘、宋首长，随后也随军行动。半路上，群众来报告，杨家墕村有敌人三个连正在抢粮，刘志丹听后果断决定歼灭这股敌人。他察看了地形后，命令一团正面攻击，二团由毛凤翔作向导从侧面攻击，三团由梁士堂作向导埋伏在沟底消灭逃敌。战斗打响后，一、二团猛攻，把敌人逼进沟底，结果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三团一举歼灭。3月22日，神府特委在陈家坪村召开了欢迎红二十八军大会。会后，红二十八军向沙峁方向前进，沿途又打了几个胜仗。盘踞在神木南乡各据点的敌人闻风丧胆，纷纷逃往神木县城。神府苏区革命又进入了高潮。其间，梁士堂带领群众掀起查田纠偏、拥军支前、参加红军等运动，使地方革命政权更加巩固，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经过一年多艰苦曲折的斗争，神府苏区转入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新时期。
1938年3月，梁士堂被神府特委选派到延安参加干部培训班，学习了4个月。学习期间，他多次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讲课。这次学习，使他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学习完毕返回神木时，他化装成串村小商贩，担着一担中共中央给神府特委的经费，即边区票子。他机智地躲过敌人的搜查，安全回到神木，把边币如数交给神府特委，受到神府特委的表扬。
当时，由于山西遭到日军的残酷扫荡，晋绥边区环境恶化。1941年，八路军的120师政治部、供给部、后方留守处、兵站、粮库、医院及晋绥边区的一些机关约一万多人，由山西移驻黄河西岸的神府县。沿河170里的各乡、村，都住有大量的干部、伤员、医护人员等。经中共中央同意，神府县由陕甘宁边区划归晋绥边区代管。时任神府县县长的梁士堂工作异常艰难，因神府县作为晋绥前线的大后方，不但要给前方不断输送兵员、粮草给养等，还要解决驻在神府的军队、伤员、机关人员的衣食住行。他不论是当民政科科长，还是县长、县委书记，都是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努力工作。
抗战结束后，梁士堂又积极加入到支持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1947年8月，解放军第一次攻打榆林，晋绥边区命令神府县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县委、县政府号召各乡各村抢收、抢打、抢晒、抢送公粮给前方，有的乡村连籽种都送给了前方。这一年，春天大旱，秋天又阴雨连绵，收成很少。到1948年春，全县发生灾荒，饥民遍地，大约饿死一千多人。对此，晋绥边区高度重视，派专署专员乔钟灵带队查实灾情，及时制定生产自救方案，给神府县调拨一万石救灾粮。当时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家属也都饿得很厉害。他的老家4口人，饿的实在不行了，他的哥哥梁士顺来到贺家川县政府找他，抱怨说：“家里断炊了，人都快饿死了，你还当什么县长，回家去吧！”他耐心地劝哥哥不要发火，并说：“我虽是县长，但也不能以权为自家谋取私利，回去自己想办法解决吧！”那时乡上给各村军烈属拨了一些救济粮，当村长的三哥给自家分了一斗粮。他听说后，立即写信严肃批评，要家里立即把分到的军烈属粮退回去，还说：“宁可饿死干部家属，也决不能饿死军烈属，要确保军人安心在前方打仗。”他家里无粮，老婆孩子只好靠挖野菜、剥榆树皮度日，最艰难时甚至到别人家羊圈里去筛垫羊圈的粗谷糠皮充饥。结果，7岁的二儿子怀恩大便不下、大哭不止。他的三哥一边用筷子给孩子往外抠便，一边哭着说：“家都穷成这样子了，当那县长有什么用！”他听说了家里的这一切后泪流满面，但还是坚定地说：“革命者就得舍小家顾大家！”他的做法和优良品德，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人们交口称赞他是共产党的好干部、群众的好领导，共产党是真心为人民的。
三
解放后，从1950年至1981年，梁士堂历任榆林专署民政科科长、榆林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长、榆林专署副专员、府谷县委第一书记、神木县委第一书记、榆林地委常委、地区监委书记、地区物资局副局长、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地委顾问等职。从1955年底开始，时为榆林专署副专员的梁士堂，离任到西安的中共中央第二中级党校学习三年。1958年，省委想安排他在省城工作，介绍了几个省厅局级科研单位，并带他去看了几次。他觉得自己农民出身，文化底子薄，在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做领导不太合适，主动请求回榆林工作。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劝他说：“榆林地委专署的领导班子已配备齐全了，没有你合适的位子。”他当即表态：“干部能上就能下，只要能干好工作，没有专员的位子那就当县委书记、当县长，当一般干部也行！”于是，同年8月，组织根据他的要求调他到府谷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2月，神木、府谷并县，他又改任神木县委第一书记。以此可见，他对革命的满腔热情，不是冲着当官、冲着私利去的。他不计较名利地位，能上能下、任劳任怨的高贵品德，彰显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可谓高风亮节，永昭后人！
1961年9月到1965年10月，梁士堂任神木县委书记期间，正值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四清”运动及精减下放干部的特殊时期。加之1959年以后，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全县干部群众生活极度困难。根据中央的政策，他及时因地制宜地划小生产队的核算单位，放宽社员自留地、自留畜标准，将沿黄河的枣树下放到户，搞活自由市场。特别是当1962年春，遭受了百日大旱后，老天终于下了一场保墒雨。他冒着政治风险，在全县电话会议上批准全体干部放假四天，回农村去开闲散的荒地，谁种谁收。这一年，庄稼获得大丰收，大家都有吃有喝，没有再出现饿肿饿死人的现象，顺利度过了灾荒之年。可是，他的这些正确举措，非但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反而受到上级的批评，以至在“文革”中有人以此为借口残酷地迫害他。但是他从不后悔，认为上级批评、群众批斗都是小事，饿死群众就是大事。他的心里常常惦记的是群众，认为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
1966年，“文革”开始后，由于梁士堂原来是神木县的一把手，便首当其冲地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他被神木县造反派从榆林揪回神木批斗，长达五年之久，遭受了非人的毒打，受尽了屈辱和折磨，戴高帽、游大街、关牛棚。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但一次批斗就是几个小时，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白天挨批游行，晚上还写“检查”，糊纸帽子，使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他不愧为一名坚定的老共产党员。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爱护同志，从不说假话，不做假证明，实事求是地给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的被调查人员写了1700多份证明，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在群众和干部心中树立起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
1978年，榆林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梁士堂被任命为书记。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和政策，支持改革开放，协助地委审干，落实干部政策。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为了尽快甄别和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他亲自审阅案卷，亲自办案，尽快兑现政策，给大批老党员、老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干部的贴心人”。他于1983年6月离休后，继续为党和人民办好事、实事，并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1984年，又被任命为省人大驻榆联络组组长。
1988年12月24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梁士堂因病医治无效，在榆林去世，享年79岁。噩耗传出，地委领导及榆林地区12个县的代表都前来吊唁。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一切从俭，灵柩安葬在老家太和寨梁家塔村。他参加革命55年，把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党，奉献给人民，是一位坚定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地委在悼词中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梁士堂同志是一位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尊敬爱戴的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为加强我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很大贡献。工作踏踏实实、认真负责，从不计较名利地位，能上能下、任劳任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文革’中，面对残酷的政治迫害，他坚持党性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严守党纪，爱护同志，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的恩怨，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梁士堂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梁士堂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的一生，是辛勤的一生，是坚持革命的一生。” （根据梁士堂之子梁怀升 梁怀恩提供的材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