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山：隐没在历史烟尘中的革命家
张秀山何许人也?今天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对他比较陌生,但他的老战友习仲勋、伍修权、马文瑞等在纪念文章中,曾这样高度评价他:“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同刘志丹并肩战斗
张秀山1911年7月18日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桃柳沟村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夏天起,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的影响,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思想上日益倾向于共产主义。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共产党员。
1929年四五月间,鉴于当时陕甘地区各派军阀正在竭力扩张势力,出现有利于革命队伍发展的“狗咬狗”局面,时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刘志丹,在陕北榆林城北的红石峡主持召开中共陕北特委会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
据此,会议决定采取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
张秀山没有出席红石峡会议,但他对刘志丹的主张全部赞成,自告奋勇去宁夏、甘肃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初至1932年6月,根据党组织的派遣,张秀山先后在宁夏骑兵第四师、甘肃新编十三师等部做兵运工作。期间,他在甘肃靖远组织和领导了甘肃警备第三旅部分官兵的武装起义,并将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担任总指挥)第四支队,为在西北地区建立党的武装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7月,张秀山去上海党中央受训,主要是学习如何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在学习毛泽东、朱德关于农村游击战的战术思想和研究如何开展北方游击战争问题后,张秀山回到陕西铜川县照金镇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一起,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工作,很快开辟了以照金镇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同年12月,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红二团,王世泰任团长)。全团有步、骑兵各1个连和1个少年先锋队,共计200多人,张秀山先后任步兵连连长、骑兵连指导员。
在红二十六军成立前后,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亲自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在部队中推行“左”倾路线,对刘志丹进行无情打击,并撤销了刘志丹等的领导职务。由于杜衡一意孤行,红二十六军不得已南下,进攻敌人守备严密的渭(南)华(县)地区。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在终南山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杜衡被捕叛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带领10多人冲出重围,困于山峪,以野果充饥。严重危急情况下,张秀山显示出了应有的革命意志和英雄本色,他对战士们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后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率领余部经激烈战斗,死里逃生,回到照金镇。不久,他担任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
1933年7月,杨虎城所部王泰吉骑兵团在陕西耀县宣布起义,失败后撤到以照金镇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边区红军实力大增。同年11月,红军主力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四十二师),总兵力500多人,下辖步、骑兵各一个团,王泰吉任师长(后为刘志丹)、杨森任政委。张秀山所率游击队编入红军主力,不久他被任命为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兼骑兵团政委。
1934年3月底,红四十二师从照金根据地出发,一路向北,八战八捷。4月,在攻打三里源战斗中,师政委杨森负伤,张秀山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这时,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已形成了坚强的党、政、军统一领导和指挥。1934年秋,陕甘边根据地扩展到周边18个县,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5个团,兵力达1000多人;加上各县的地方游击队,总计1500多人,陕甘边红色根据地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工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成立,统一了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的领导,张秀山担任西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长,并且是西北军委的供给部长。这时,蒋介石调集7个师共5万兵力,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在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高岗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张秀山率部和兄弟部队转战千里,连战连胜,毙俘敌3000多人,将红色根据地扩大到30多个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达4000多人,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目的地确立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作为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根据地的重要创建人之一,张秀山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出生入死,作出了巨大贡献。
把神府和绥德建成抗日民主根据地
正当西北红军取得胜利之际,“左”倾机会主义者篡夺了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领导权,开始了耸人听闻的“肃反”。他们先后逮捕了张秀山和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大批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干部,杀害了200多名红军和地方的基层干部。在残酷迫害之后,他们准备杀害刘志丹和张秀山等领导人。
就在西北革命进入危机的紧要关头,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即派红军保卫局长王首道等急赴瓦窑堡,释放了全部被抓的红军干部,西北革命得以挽救。张秀山得救后,担任红军干部学校政委。
1936年3月,党中央调张秀山到中央直属的中共神府特委工作,先后任组织部长、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特委书记。当时,毛泽东主席指出:“神府虽然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个抗日前哨!”周恩来亲自给张秀山部署了工作任务。
神府是张秀山的家乡,这次回来,他得知父亲及亲属数人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杀害。他从革命大局出发,一面做亲属的工作,一面派人把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找来,教育他们记取教训,努力工作,有的同志后来还受到重用和提拔。他的这种高风亮节受到神府人民的广为称颂。
由于神府的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同我党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张秀山领导神府军民艰苦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1937年初,国民党又纠集7个团、2个骑兵营约1万兵力,对神府红军发动了更大规模进攻。敌人的包围隔断了神府与中央的联系,形势十分危急。
张秀山决定通过国民党报纸,让党中央了解神府的紧急战事,达到制止国民党军队侵犯神府的目的。他指示王兆相师长率独立师,深入敌占区榆林一带。很快,阎锡山在报纸上惊呼:“共产党人马二三千,在佳县、米脂一带活动,国军正在围歼之中。”
周恩来在西安看到报纸,立即向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提出严正抗议,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对神府的“围剿”。1937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岗担任书记)组织部副部长张邦英作为党中央代表到神府检查工作,并传达毛泽东主席的评价:“神府很艰苦,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1939年9月,毛泽东主席召集王震、张秀山等领导同志,研究绥德地区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情况,决定由王震的三五九旅接防绥德警备区,王震任司令员,张秀山任中共绥德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
绥德是延安的天然屏障,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地方行政是由国民党当局派出的“摩擦专员”何绍南掌管,他利用手中的保安团不断破坏团结抗战。对于这位“摩擦专员”的挑衅,王震、张秀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0年2月,面对“摩擦专员”的步步进逼,我军在王震、张秀山领导下,坚决消灭了反动的保安团。何绍南见大势已去,狼狈逃回榆林。当时,毛泽东主席击节称赞说:“此次行动解决得好。”
绥德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集中了不少有名望的绅士,如后来成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的
期间,张秀山还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
1942年8月,张秀山担任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为党校的教学工作做了许多具体工作。1945年夏天,张秀山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战斗在东北大地
1945年8月,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后,鉴于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机关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干部团,由两个步兵团护送,组成东北独立支队,去东北开展工作。
张秀山被任命为东北独立支队政委兼干部团政委。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同张秀山等谈话,强调一定要想办法进到东北。为了便于领导,干部团、东北支队统一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张秀山任组长。
东北支队克服千里行军困难,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于11月2日到达沈阳,将全团干部交与中共中央东北局。这批县团级干部,对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起到了重大作用。
不久,张秀山随陈云去北满工作,陈云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分局委员有高岗、张闻天、张秀山、李兆麟。张秀山还兼任松江省工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委。
当时,北满国民党收编的敌伪残余和土匪有10多万人,其中松江省就有2万多人。而我军主力部队总共不到1500人,党政地方干部也不过60多人,斗争形势相当尖锐复杂。
为扫除创建根据地的障碍,任松江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张秀山,在全省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至1946年末,共进行剿匪作战297次,毙伤俘敌2.17万余人,缴获步枪5800枝、轻重机枪216挺、短枪396枝、大炮65门等,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张秀山任中共松江省委书记。为落实东北局“七七决议”精神,以张秀山为团长的省委工作团,带领广大干部、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张秀山亲自到延寿县农村蹲点。至1947年6月,全省有112万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80%的耕地回到了农民手里。另外,培养新干部7000多名,发展党员4000多名。翻身后的松江省人民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踊跃参军参战,3年中扩军12.7万人,这对于一个仅有200多万人口的松江省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张秀山的工作受到东北野战军政委罗荣桓的高度赞扬,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史实。
1948年夏天,东北形势发生根本转变,国民党军队被我百万大军分割包围,伟大的“辽沈战役”正在酝酿之中。
在辽沈决战中,东北人民尤其是辽宁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期间,铁路工人运往前线的军用物资达1.9万多车皮;邮电职工抢架线路,保证了通讯的畅通无阻;工程队冒着敌机轰炸扫射,随军架设桥梁;军工厂为前线补充供应了手榴弹40万枚,各种炮弹95万发,各种子弹300万发,等等。还有千千万万大车队、担架队,抢救伤员,运送物资。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张秀山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辽沈决战的胜利,历尽千辛万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3月,张秀山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东北局党校校长。解放后的东北,经济建设成为新时期的中心任务,急需大批干部和建设人才。1949年初,由于全区有5.3万名干部随四野南下;之后,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支援朝鲜战争又抽调了大批干部。因此,东北地区干部连续几年一直相当缺乏。在此期间,张秀山与全区组织部门,在培养、选拔和调配干部加强经济战线工作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军委决定,张秀山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朝鲜战争中,张秀山3次顶着敌军飞机的轰炸,深入朝鲜前线,解决志愿军所需物资问题;会见了金日成,听取朝鲜同志对后勤方面的要求。
投身新中国经济建设
1952年夏天,张秀山升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这一年,东北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营企业生产总值超过日伪时期最高年份1943年的23.4%,农业生产总值超过1943年的45.2%。
这些成绩的取得,和东北地区党的组织积极培养、提拔和调配大批干部到经济战线上去是分不开的。张秀山作为东北局的主要领导成员,为东北地区党的建设、干部的培养和经济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东北也有个别计较个人利益的同志,在分配工作时愿到工厂不愿到矿山,愿在大城市不愿到偏僻地区,愿在南满不愿到北满,愿搞行政管理工作不愿搞党的工作或群众工作。在到达工作岗位后,有的又闹地位、待遇;有的中途要求改行,遇难而退。对于这些现象,张秀山领导组织部及时地进行了思想教育,特别是针对当时的干部思想状况,做了《荣誉是属于谁的》思想报告之后,这些问题大体上被克服了。
1954年4月,张秀山在东北局高干会议上因涉及“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撤职处分。他在农村和基层默默工作了24年。诚如老战友们感叹的:“张秀山同志无论是身居要职,还是在挫折的困境中,他都坚信党的领导,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当时,他到盘山农场任副场长,将上面派给他的专车交给农场公用,让组织给警卫员另行安排工作。他骑自行车深入各分场了解生产情况,挽起裤腿与农工一起下水田劳动,与农工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担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为将沈阳农学院建设成具有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他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受到全校师生的敬重。
1979年1月,张秀山就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全国林业、农垦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坚决支持农林战线上的各项改革,率领农林部门人员到十几个省区深入农村、农场和林区调查研究。为了抓好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他多次深入“三北”地区进行考察。另外,他为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推动林业建设,为落实下乡知识青年有关政策、处理知青遗留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晚年,他还担任过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顾问,为农业农村建设问题献计献策。
1983年全党整风中,张秀山任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专职委员,为加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会议上,张秀山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退居二线后,张秀山和伍修权等其他老同志不辞辛劳领导主持了《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工作和辽沈纪念馆的筹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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