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走出来个二人台
清康熙玄烨开放黑界地
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准格尔部噶尔丹造反，康熙帝玄烨御驾亲征。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玄烨带6军出京再征，大败之，噶尔丹自杀，准格尔部平定后威胁解除（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据《二十四史清史稿》圣祖本纪二载：“三十六年二月丁亥，上亲征噶尔丹，启銮。二月丙辰，上驻跸屈野河。厄鲁特人多尔济•达拉什等先后来降……。辛酉，次榆林，戊辰，次安边城。宁夏总兵王化行请上猎于花马池。辛未，次花马池。丙子，上至横城渡河。丁丑，上驻跸宁夏。己卯，祭贺兰山。庚辰，上阅兵。
夏四月辛亥，上次狼居胥山。甲寅回銮。甲子，费扬古疏报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仰药死，其女钟齐海率三百户来降，上率百官行拜天礼。勒诸路班师。上将探视宁夏黄河，由横城乘舟行，至湖滩河朔，登陆步行，率街卫行猎，打渔射水鸭为粮，至包头镇会车骑……。”帝玄烨行兵宁夏，自山西保德渡河，驻跸府谷县城南，数日后西去神木县。（参见《府谷县志》），帝玄烨经府谷于神木城郊柏林堡、高家堡西去（参见《神木县志》）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地。查问民情、询问民事。贝勒松拉普，请奏于此地内（禁留地），伙同民人耕种，蒙人两有裨益等因，亦蒙恩准行。此即开垦之始也。（参见《神木县志》）。自此，边墙外（明长城）明代以来封闭300余年的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五十里的禁留地，又名皇界地、白借地、黑借地、黑界地（因年久不耕，草色腐黑，故又名黑界地）。由蒙汉民合伙耕牧，开始规定春种秋收，不许汉人盖房定居，秋收后返口里故居，时称雁行客。后政策放宽，可定居，蒙汉可通婚等。陕西段明长城以北黑界地府谷县由东向西有至今的墙头、麻镇、大岔、哈镇、赵五家湾、庙沟门、三道河、老高川、新民等地；神木县有永兴、店塔、大柳塔南部、麻家塔、西沟、瑶镇、孙家岔、尔林兔及中鸡南部地区，高家堡北部及大保当大部分地区；榆林（榆阳区）有大河塔、双山、牛家梁、金鸡滩、小纪汗、岔河则、马合、芹河、巴拉素、补浪河、红石桥等地；怀远（横山）有波罗、雷石湾、横山等地；靖边有黄蒿界、海则滩、杨桥畔、靖边、龙洲、乔沟湾、杨米涧、镇靖、席麻湾、王渠则、中山涧、三岔渠等地；定边有郝滩、石洞沟、堆子梁、安边、海子梁、砖井、白泥井、定边营口、盐场堡、周台子等地；域内的边垦之始，也是由国家中央权力机构批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走口外行动，这就拉开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开的、合法的走西口序幕。竟管政策时紧时松，汉民走口外一直没有间断，他们突破黑界地一直向蒙地纵深发展，经商者竟同俄商做起了出口生意。
晋陕冀数十万农民走口外
鄂尔多斯七旗蒙古，杭锦、达拉特旗，远居后套，不与内地相错。其余五旗均与山、陕沿边州县接壤。西日鄂套，与宁夏平罗、定边接壤。曰五胜（乌审旗），与靖边、怀远（横山）、榆林、神木接壤。曰扎萨克台吉与神木接壤。东曰郡王，与神木、府谷接壤。曰准格尔、与府谷、河曲、偏关接壤。于各县边墙（明长城）之外，直北禁留地五十里，作为中国之界。（参见《神木县志》）。清代前期对蒙古地区颁布一系列封禁令，至乾隆朝，有关禁令逐渐演化成为法律条文。乾隆六年（1741年）、二十四年（1759年）分别修成《蒙古律例》和《大清会典事例》。上述典书中，规定许多封禁的内容，成为清代在蒙古立法的重要依据，也是清廷统治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称之为封禁政策……。其政策的核心，主要是禁止内地农民流入蒙地私垦与开发（参见刘春玲《清代走西口的成因》一文）。
走西口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山西西部、西北部的河曲、保德、朔县、平鲁、榆次、左云、右玉，陕西北部的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地。这些地区都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沟壑纵横，土地贫瘠、植被稀少，降雨不足。并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为丘陵和山地，水土流失相当严重。不仅如此，晋西北、雁北、陕北地区及冀、鲁、豫同时也是自然灾害严重且频繁的地区。三北（晋西北、晋北、陕北）地区位于内陆黄土高原腹地，地处东亚季风北部边缘，北临内蒙古沙漠，东南暖湿气流又为太行山所阻挡，因而经常遭到风沙干旱的严重威胁。再加清前期中原地区人口迅速增长，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参见刘春玲《清代走西口的成因》一文）。而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广人稀，单一的游牧经济需要发展农业，而口外蒙古人力有限，缺乏基本的农耕技术和农业人口，这就为地窄人稠的内地农民提供良好的谋生环境。这是促成走西口的客观原因。（参见刘春玲《清代走西口的成因》一文）。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廷准明长城外50里内（禁留地）由蒙汉民众垦地耕种“伙盘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蒙古贝勒达西拉布坦游牧窄狭为由，奏准缩小明长城外垦田范围，即明长城外有沙30里，无沙20里以内准汉民垦种，并设立交界牌以防逾越。同时又招来大批绥德、米脂、佳县及晋西北等地区汉民迁居本县（榆林）明长城以南，春季进入“伙盘地”耕种，秋季返回。据《乌审旗志》载：“清朝初期，乌审旗的居民仅为蒙古族。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旗境靠近长城的地段开始放垦，与旗境相邻的陕西省神木、榆林、横山(怀远)、靖边等县的汉族农民前来垦荒耕种土地。汉民春种秋收，称“雁行”，或称“跑青牛犋”。后来随着旗地的逐步放垦，汉族农民在租放的地上由客居变为定居，但户籍仍在原处。清末民国初，旗境东部、南部地段大片土地转租给汉族农民耕种，移民不断增加，这些地段如浩勒报吉、乌兰沙、巴尔台、呼吉尔图、巴彦柴达木、纳林河、河南出现汉族聚居区。”清乾隆元年（1736年）又准许汉民定居“伙盘地”耕植，各地大批汉民迁居明长城以北“伙盘地”耕植。（参见《榆林市志•人口志》霍世春主编，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时至今日，神木境内明长城外不完全统计“火盘地”有杨家伙盘、锁匠伙盘、尚伙盘、辛伙盘、新伙盘、王才伙盘、石家伙盘、折家伙盘、燕伙盘、李六伙盘、马贵伙盘、郝二伙盘、连家伙盘、康家伙盘、必中伙盘、苏家伙盘、任家伙盘、乔家伙盘、燕家伙盘、沙场伙盘、石子伙盘等；府谷有戏楼沟伙盘、高二伙盘、新伙盘、大伙盘、丁家伙盘、神木伙盘、胡家伙盘、高家伙盘、林家伙盘、上杜家伙盘等地；榆林又把伙盘叫作伙场，现存在的有张家伙场、杨家伙场、郭家伙场、任家伙场、武家伙场、曹家伙场、谢家伙场、段家伙场、王家伙场、方家伙场、大伙场、潘家伙场、杜家伙、吕家伙场、马家伙场、蒋家伙场、贺家伙场、康家伙场、赵家伙场、周纪伙场、尤家伙场、薛家伙场、罗家伙场、许家伙场、白家伙场、郝家伙场、田家伙场、宋家伙场、胡家伙场、卜家伙场、陈家伙场、刘家伙场等。还有许多不叫伙盘、伙场名字的许多村庄。这些伙盘、伙场、村庄就是禁留地开放以来，汉民走口外谋生的历史见证。据《陕绥划界纪要》记载，光绪、宣统年间，榆林地区所属府谷、神木、榆林、怀远（今横山）、靖边、定边六县向北扩展为伙盘村284个，开垦伙盘地335104亩。总计从康熙三十六至清末，在于鄂尔多斯交界的陕西榆林地区北部，东自府谷县，西至定边营口，东西1300里，南北50—200里不等地带内，开建伙盘村1946个，开熟伙盘地1421395亩。
口是明代以来北方地区人们对明长城沿线关隘的俗称。人们习惯上将张家口称为东口，将张家口以西明长城（尤其是杀虎口、独石口等），西至定边营口等各口称为西口。黄河上的水关渡口，如河曲县渡口、偏头关渡口均为走西口的口子。清代河北、山西、陕西农民纷纷出关，徙居长城以北地区的蒙古草原从事农耕和行商活动，当地人把这种现象称为走西口。陕北人“走后套”、“打后套”、“上草地”、“刮宁夏”、“走西头”、“走口外”等和山西人“走西口”都是同一个范畴。无论河北、山西、陕西汉民走西口的目的地应该是一致的——（蒙古）河套平原。
河套，分大套和小套，大河套西起宁夏青铜峡，东至蒙地托县这一大片土地。小河套就是指黄河流经宁夏和内蒙古境内成一西北东大弯曲，在大弯曲的沿岸，即贺兰山以东（银川平原），狼山和大青山以南地区称后套平原（河套平原），乌拉山以东大青山以南地区为土默川平原（前套平原）；旧时，黄河以北为后套，黄河以南长城以北为前套。河套地区，另还以乌拉山为界分东套和西套的一种分法。这里黄河水流平缓、灌渠纵横、又无泛滥之患。旱涝保丰收，土地肥沃，地广人稀。牧区有辽阔的草原，水草丰旺的牧场，畜牧业很发达正是走口外农耕、畜牧、经商、手工业谋求发展的理想之地。
陕西府谷人走口外的路线一条是皇甫到麻地沟再到古城，出了古城进入蒙地沙圪堵（准旗）纳林，可向托县，也可向西达拉特方向走；（河曲人直接走麻地沟再到古城）另一条是沿清水川到转角楼出了口子到哈镇，可取道暖水去东胜、达拉特、包头等再入后大套（山西保德汉民亦走此道）。这是两条车马大道。另孤山在边墙（明长诚）上有个正口子走小路亦可到后套。陕西省神木汉人出口外必须走明长城五龙口，到陈家沟岔一条走乌兰木伦川直上东胜，另一条走勃牛川取道暖水直上达拉特过黄河渡口进入包头。还有一条由陈家沟岔经刘家畔、中鸡、壕赖直达扎萨克北上东胜、达拉特、包头。另有一条由城西沟穿越沙漠取道中鸡直上扎萨克（新街）直走杭锦旗或阿勒腾席热镇（郡王旗）、东胜、达拉特、黄河渡口、包头。神木高家堡人走口外一条走瑶镇、尔林兔、中鸡进入扎萨克、再向北东胜、达拉特、包头。另一条大保当、小壕兔、五胜（乌审旗）再向东北扎萨克、郡王旗、东胜、达拉特、包头。还有一条大河塔、双山、牛家梁、金鸡滩、岔河则、补兔进入五胜（乌审旗）同第二条，达拉特克（经黄河渡口）到包头。陕西榆林人走口外由榆林取道芹河、巴拉素、补浪河直达乌审旗、鄂旗、杭旗或银川。另一条牛家梁、岔河、马合、补兔进入五胜（乌审旗）；还有一条巴拉素、补浪河、五胜（乌审旗）、鄂托克、银川。陕西横山汉民可直到补浪河到乌审旗、鄂托克或银川。陕西靖边汉人一般是走了鄂托克前旗或到定边走了银川。陕西定边汉人基本上都由盐池进入银川平原。榆林南六县汉人基本走榆、横、靖之路线。有的走西口渡过荒年返回原籍，有的则长期定居河套川。时至今日，银川、鄂托克有大批陕西定边、靖边、横山人，乌审旗、鄂托克有大批榆林、横山、靖边人，伊金霍洛及伊克昭盟基本是神木人，准格尔基本是府谷、保德、河曲人。土默川、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都有晋、陕、冀及其他地方大量的汉人定居那里，从事各种职业。根据鄂尔多斯市历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可知汉人历年走口外定居七旗人数。
走西口使蒙汉民族由长期敌视逐步变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睦共处的社会格局，使蒙汉民族间形成经济文化的大融合；开拓、推进、加快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农业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加快了牧区畜牧业、采盐、采碱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口外牧区与内地的贸易发展，通过走西口得以让草原游牧文化与晋陕农耕文化广泛交流，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西口文化。
走西口走出西口文化
西口文化的上限应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开放禁留地，大批晋陕冀农民进入禁留地伙聚盘居之时，也就是始于“走西口、走口外”。西口文化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晋陕冀农耕文化交流荟萃，是蒙汉文化融合的结晶。是属地域性文化，这个地域正是明长城以北，东西长2000余里，南北50——200余里不等的禁留地（黑界地、皇界地）内。西口文化的特点就是以晋陕文化为主，基本上是晋陕移民发展起来的文化。禁留地开放以来，刚进入禁留地的晋陕冀数十万农民户籍都在原籍，可以说基本是单身男子（二人台演员开始都是男的）。他们劳作之余在一起的娱乐方式不外乎唱唱家乡的民间小调、说说笑话段子、相互传学几句蒙语、汉语各地方言。每逢节日扭秧歌、相互传唱、相互交流、再加进一些新听来的外地小调，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并形成一种带明显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品种——西口文化中的“打土台儿”、“打坐腔”或“打玩艺儿”（建国后称作二人台）。二人台是西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政策的放宽，这种“打坐腔”突破禁留地的范围，随着演唱的特色的，以卖艺谋生者进入达拉特、包头、绥远、土默川、五原、临河、陕坝等地，加进蒙族牧民的长调短调，又产生了蛮瀚调（应称蒙汉调），回口里的农民把这种新的艺术品种也带回口里传唱。要问二人台产生何地？答曰黑界地。是谁创造的？答曰晋陕冀蒙走口外进入黑界地的农民、牧民。这就解决了多少年来晋陕蒙一些专家、学者无谓的争二人台故乡之舌战或笔墨之战。事实上蒙晋陕冀从地域上、行政划界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打开神木的今天版图来看，从县域的北部（或多一半地方）是原来伊克昭盟的南部属地，府谷县的西北部是扎萨克旗和准格尔的属地；（1948年）府谷、河曲四区、准格尔部分地区合并为河府县（县政府设在麻地沟、今麻镇）。事实上二人台产生在黑界地，是蒙晋陕冀共有的。现在的共同责任是保护、发展、弘扬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不是无休止地争故乡问题。但有些曲目、剧目的来源必须搞清楚，这有利于对这些曲、剧目的研究。
1、部分二人台曲目的来源：
《十里墩》又名《刮大风》、《拉哥哥》，墩是指专明长城的烽火台。在陕西的府谷、神木有“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之说。榆林市明长城全长1400多里。神木境内明长城东起乔庄则，西至建安堡下秃尾河250里，有墩186个；府谷境内明长城东起墙头，西至神木乔庄则200余里，有墩196个；所以表达男女情爱的《十里墩》应产生在神木、府谷。
《走西口》唱词中有“家住在太原”之句、河曲人那样唱，神木、府谷人也那样唱，为什么不唱成“家住在府谷”、“家住在神木”呢？因为在五代、宋朝、清朝前期今陕西的府谷、神木、连谷、银城均属太原府管辖，那时无有山西省之提法，只提太原府的河东、河西。所以“家住在太原”含河曲、保德、府谷、神木在内。“头一天住古城”河曲人过黄河到麻镇15里，再到古城40里，刚好是过去车马大道的一站，出了古城进入准格尔旗境内（府谷人去古城更为方便了）。不应理解为家住太原—天就住在了府谷古城，应理解为太原府所属之地河曲或府谷境内之农民走口外的必经并投宿之地。再者“咸丰整五年（1855年）山西遭年限”（神木过去有咸丰整六年和八年的本子）时有民谣“神木府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黄土高原上的晋陕冀农民土地贫瘠，祖祖辈辈靠天吃饭，一遇灾年不走西口就无法生存。咸丰五年正是清政府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内外交困，再加连年遭灾，兵荒马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业经济崩溃。《走西口》通过一对新婚夫妇难舍难分的情别，揭示封建制度下农民的苦难生活及和地主、统治阶级的矛盾，人民要生存，要活下去，要么走西口要么造反，官逼民反。列举几件大的起义事件可知当时的实际情况：
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太平全国金田村起义；
咸丰三年（1853年）刘丽川领导小刀会上海起义；
咸丰五年（1855年）捻军准北起义；贵州苗族张秀眉率苗民在台拱起义；
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回民马复初、马如龙和杜秀文分别率两支回民起义；
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以清政府与英、法、美、俄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再后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辱国丧权而结束。
所以，“官粮租税重，逼得人跳火坑”、“活活饿死人”、“不走西口怎能行”的唱词，就是晋陕冀农民当进生活的写真。《走西口》不只是太春一家人的遭遇，而是晋陕冀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的遭遇。所以蒙晋陕冀尤其晋西北、陕北差不多各县都有“走口外”“走西口”的民歌，所以人们对《走西口》久唱不衰。
《卖扁食》——陕西民歌，《卖饺子》。
《走太原》——陕北，晋北民歌。
《五哥放羊》——陕北民歌。
《害娃娃》——陕北民歌。
《钉缸》——山东民歌《王大娘钉缸》。
《跳粉墙》——陕北民歌。
《张生戏鸳鸯》《戏鸳鸯》《西厢》——江苏民歌《茉莉花》。
《打樱桃》——陕北民歌。
《对花》——河北民歌《十对花》。
《盼丈夫》——陕北民歌《盼女婿》。
《绣绒花》——陕北民歌。
《小尼姑思凡》——陕北民歌《尼姑思凡》《尼姑思春》。
《十杯酒》——陕北民歌。
《送四门》《送情郎》——陕北民歌《送大哥》。
《画八扇》——陕北民歌。
《绣荷包》——晋陕民歌《绣荷包》。
《遭年谨》——陕北靖边民歌，又名《卖娃娃》。
《卖麻糖》——江西民歌《卖麻糖》。
《要穿蓝一身蓝》——陕西民歌。
《小寡妇上坟》——陕西榆林地区各县民歌。
《南十对花》——陕南民歌。
《光棍哭妻》——陕西榆林地区各县民歌。
《掐蒜苔》——陕西榆林地区各县民歌。
《绣麒麟》——古老陕北民歌。
《报花名》——甘肃淳耀《探花调》。
《卖菜》——陕北民歌，又名《大红果子剥皮皮》。
《十对花》——陕北民歌，又名《对花》。
《串河湾》——陕西绥德船歌。
《打四季》——河北民歌。
《孟姜女哭十二月花》——河北民歌。
《卖老婆》——陕西靖边民歌。
《三国题》——陕北民歌《三国五更》。
《画扇面》《画八扇》——陕北榆林各县民歌。
《八仙庆寿》——甘肃镇原民歌《八仙饮酒》，陕北民歌《红云》、《庆寿》、《八仙庆寿》。
《种洋烟》——陕北榆林各县民歌及晋北民族。
《珍珠倒卷帘》——陕北榆林各县《四保揽工》及陇东民歌，后来音乐家马可、刘炽编的《哀乐》以它为素材。
《害娃娃》——陕西延安、榆林各县民歌。
《方四姐》——陕北民歌《方四姐十二月忙》。
《偷红鞋》——陕西延安、榆林各县民歌。
《公爹媳妇则》——陕北民歌。
《小姑听房》——陕西延安、榆林各县民歌《听房》。
《怀胎》——陕北民歌《大女子要汉》。
《十二月忙》——陕西延安、榆林各县民歌《十二月望娘》。
《打酸枣》——陕北民歌。
《挂红灯》——陕北榆林地区各县民歌。
《老头离婚》——陕北民歌。
《大观灯》——陕北榆林地区各县民歌《连成拜年》《来成拜年》。
《兄弟挎嫂嫂》——陕北民歌。
《打连成》——陕北榆林地区各县民歌。
《打秋千》——陕北民歌。
《舅舅挎外甥》——陕北榆林地区各县民歌。
《妈妈好糊涂》——河北民歌《妈妈娘你好糊涂》。
《四哥当长工》——陕西榆林、延安各县民歌《四保揽工》《迎春揽工》。
《放风筝》——甘肃陇东、宁夏西华池民歌。
《十劝人》——陕北民歌。
《惊五更》——陕西榆林各县及陇东民歌《哭五更》《惊五更》《梦五更》。
《转山头》——陕北山曲，内蒙爬山调。
《打后套》——陕北山曲，内蒙爬山调。
《栽柳树》——陕北民歌。
《五月散花》——陕北民歌。
《烟花女叹十声》——陕北民歌。
《洛阳桥》——陕北民歌。
《牧牛》——陕北民歌，《小放牛》、《四大对》。
《十爱》——陕北米脂民歌《审錄》。
《九九图》——陕西榆林地区民歌《九九头》。
《探小妹》——陕西延安地区民歌《十探妹》。
《拉骆驼》——内蒙民歌。
《织手巾》——陇东民歌。
《下山》——陕西汉阴民歌《祝英台》。
《水刮西包头》——据传光绪30年在包头经商开店铺的府谷皇甫秀才魏三俊目睹水灾所编。
2、二人台牌子曲及唱腔来源：
二人台牌子曲来源晋剧牌曲的有《小开门》《九连环》《一句半》《万年红》《大救驾》《爬山虎》《吊棒捶》《帽子头》《急毛猴》《鬼扯腿》等20余首；从蒙族民歌中吸收过来的有《四公主》《森吉德玛》《三百六十只黄羊》《巴音杭盖》《喇嘛苏》《沙龙格包》《赛音戈壁》《古勒奔板》等10余首；来源于佛教或庙堂音乐的有《千声佛》《观音寺》《东方亮》《吕纯阳》等近10首；来自明清时代牌曲、民间流行牌曲及民歌有《西江月》《柳青娘》《推碌碡》《柳摇金》《丝罗带》《绣荷包》《水龙吟》《八板》《喜相逢》《井泉水》《小黄鹰亮翅》《一堆泥》《打鸡》《撑船》《十字牌》《隔墙瞭》《三十六六梆子》《青龙香》《闹元宵》《粉红莲》等50首左右，来自民间吹打乐的有《得胜回营》《狮子岭》《将军令》《万年欢》等近10首。牌子曲板式有慢板、流水板、捏子板三种。据调查二人台牌子曲现在流行的有100多首。
二人台唱腔音乐分叫板、亮调、慢板、流水板、快板、捏字板、搓板（跺板）、煞板、回板、过板（底锤子过门）绕板（绕弘）等。亮调分大亮调和小亮调两种。唱两句者为大亮调，唱一句者为小亮调。《打金钱》《走西口》《打樱桃》《拜大年》《探病》《小放牛》《水刮西包头》等曲目，它们的亮调都受了蒙古长调和山西河曲、陕西神木、府谷的山曲及板腔式戏剧音乐散板的影响而形成的。唱腔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音乐优美动听。一直流行于禁留地区域，后逐渐流入晋陕蒙冀广大农村，并逐步流向城市，如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阿拉善、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张家口、大同、太原、榆林、西安等城市。2005年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汇集蒙晋陕冀演唱高手，首次专场亮相；2008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会”陕北二人台由爱乐乐团用交响乐伴奏进行演唱；2011年5月府谷二人台艺术团受匈牙利国家音协邀请，赴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文化交流演出，二人台从此走向国际演艺界。二人台曲目有200余种。
3、爬山调、蒙汉调、山曲的来源：
爬山调、蒙汉调（有的称漫瀚调、蛮瀚调，蛮是对蒙族牧民贬称，应称蒙汉调）。山曲，信天游等同属山歌类。而山曲主要流行于陕西神木、府谷北部地区；山西晋北忻州市、朔州及大同辖区的河曲、保德、偏关、左云、右玉、阳高、天镇等地。信天游主要流行于陕西的横山、靖边、定边、米脂、绥德等地。爬山调主要流行于武川县、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固阳等地（称为后山调）。河套调流行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临河区、邓口、五原等地。前山调流行于土默特平原，以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右旗为主，它流行于乌兰察布南部兴和县，凉城县，锡林郭勒盟南部多伦县，大仆寺旗，山西大同市，河北张家口北部坝上地区。信天游，山曲属农耕文化，爬山调、蒙汉调属移民文化，它的形成凝聚着晋陕冀人民出口外垦荒谋生的历史，属于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相融和后的产物，是蒙汉文化相撞击后的结晶。属于西口文化。蒙汉调（漫瀚调）主要流行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是典型的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结合的产物。民间艺术家王珂先生收集爬山调26000首，成书14卷，广为传播，可见爬山调曲目之多。
爬山调、蒙汉调、山曲与信天游都是姊妹艺术，同属西口文化。
总之，黑界地的开放，给晋陕冀农民一条谋生之路，也为蒙古牧民带来农耕技术，改变了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晋陕冀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结合，产生了西口文化。打坐腔、打土台儿、打玩艺儿（均这二台前身）。爬山调、蒙汉调、山曲、信天游等民间文化从这里诞生，从蒙晋陕冀发展壮大。随着政策的放宽，走口外者由禁留地向蒙古草原纵深发展，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由蒙晋陕冀宁向北京发展，向国际发展。这都是几省区文艺工作者、学者们在学习、继承、改革、发展二人台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今天二人台正以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文艺百花园中喷芳吐翠、争奇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