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说书的前世今生
韩起祥的陕北说书剧照
作为陕西省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陕北说书，曾一度被人们淡忘。随着第三届陕北说书大赛的正式启动，这一民间艺术再次受到人们关注。为了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陕北说书这种传统的民间曲艺瑰宝，领略这一独特文化的魅力。记者日前走访了几位陕北说书艺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陕北说书及艺人的前世今生。
说书艺人大多来自横山
关于陕北说书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陕北说书与周代的“瞽官”有关，那个时候执政者为了考察民情，派一些老人深入农村采集民歌，同时说点故事维持生计。这些老人讲故事的方式就与陕北说书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唐代的“变文”，也就是寺院和尚向普通老百姓做宣传的变体文字，形式与陕北说书很相似，开头还有“押座文”，与陕北说书的“书帽”的作用一样，都是用来让听众们安静下来。还有学者表示，宋元时的“话本”，即现代小说的原型，与陕北说书的词很像，特别是陕北说书中的古书。清代的《榆林府志・艺文志》里记载说“康熙九年，刘帝说传奇，颇靡靡可听……赛过江南柳敬亭。”说明说书这种形式在康熙年间盛行过，但不能表明陕北说书就是起源于康熙年间。
陕北说书的历史目前并没有定论。通过探访，记者了解到近代陕北说书的一些点滴。横山县文化广电局副局长、文化馆馆长孟涛介绍说，现在流传的陕北说书是在韩起祥手上形成的，可以说韩起祥就是现代陕北说书的开山祖师。他从13岁开始学习说书，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改进，创造出了陕北说书。回到横山办学习班，把本事传给当地的村民。后来因为逃荒，很多当地人到了宁夏、内蒙、甘肃、延安等地。尤其是延安革命时期，横山人逃荒到延安的人最多，并把陕北说书也带了过去，虽然在说唱形式上各个地方又有一些改革和创新，但基本还是以“横山老调”为基础的。孟涛说：“可以说目前的陕北说书艺人80%是横山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横山人张俊功随父逃荒到延安，在延安进行陕北说书的创新，把由一人表演的陕北说书改为由多人表演，增加了陕北说书的趣味性与表现力。据此，孟涛认为现代的陕北说书发源于横山县。
成为延安新文艺不可或缺力量
陕北说书之所以出名，得益于大师韩起祥与张俊功。7月8日，记者辗转神木县大柳塔镇，找到了韩起祥的大弟子孙旺生及其弟子孙锦福。
在与孙旺生师徒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韩起祥出生于1914年的横山县韩家园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子女众多，13岁时韩起祥被母亲送去学习陕北说书，师从米脂县杜家畔村盲艺人杜维新。由于其天资聪慧，刻苦好学，学艺三个月后便正式出师，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由于当时的陕北连年灾荒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导致他只能流浪街头，卖艺为生。在此过程中，他认识了高奋琪、杜刚等革命党人，使他明白了穷人受苦受难的原因和争取解放的道理。于是他同义兄苏相成、恩师常树仁等革命同志一同去县城闹官请愿，智斗恶霸地主，遭到************，后来遇到了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刘志丹和苏相成指引韩起祥以说书卖艺为名，暗地里宣传红军。在蟠龙战役和宜川瓦子街战役中，韩起祥担当起情报员，把情报装入随身携带的三弦壳里，遇到敌人后，受到怀疑和搜查，眼看要暴露时，韩起祥抱着三弦滚下山崖，带伤坚持着把情报送了出去，从而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26岁的他突破国民党的层层防线，由国统区投奔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深受感触，在边区带领同行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改造旧艺人和说新书活动，陕北说书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新文艺运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他自己也开始创作一些新书，有《大翻身记》、《红鞋女妖精》、《中国红》、《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团圆》、《王丕勤走南路》、《时事传》等作品。
韩起祥在延安宝塔山下为群众表演陕北说书
毛主席亲自给老艺人送三弦
韩起祥编唱新书的消息不但在边区各地广为流传，而且很快传到中央领导的耳边。1945年到1946年前后，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专门请韩起祥去说书。周总理听完后，很有感触地对周围的同志说：“一个人，一把三弦，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炕头上，这是一种多好的文娱宣传形式啊!”毛主席发现他说书的三弦破旧不堪，承诺等到全国解放后送他一把新三弦，让他继续为文艺事业做贡献。
1950年，韩起祥出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1953年，他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十分荣幸地得到了毛主席赠送他的“牡丹牌”新三弦。会后不久，周总理亲自安排韩起祥学会了盲文，对他后来的创作、学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56年，韩起祥出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后来又出任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韩起祥被当成“文艺黑线人物”多次遭受游街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曲协得以恢复，他继续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这时候，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将自己的工作关系由北京转回到了延安，并在新成立的延安地区曲艺馆担任党支部书记兼馆长。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陕西省文联顾问、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他不顾年迈体弱，常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自勉，继续编创新书，抢救民间曲艺遗产，培养说书新人。又创作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我给毛主席去说书》、《喜相逢》等新书。
1989年8月6日，这位“铁鞋踏遍黄土地，金嗓唱彻碧云天”的人民曲艺家恋恋不舍地与世长辞，享年75岁。他通过实践总结出的一整套“喜怒哀乐、慢平紧快，男女老少”的陕北说书技巧理论，成为陕北说书最可宝贵的财富。孙锦福告诉我们，韩起祥引领了陕北说书的黄金时期，创作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广为人们所喜爱。
陕北说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陕北的传统民间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榆林市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整理和保护。在陕北特别是榆林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应如何对传统艺术进行传承、发展乃至创新，这是当地文化部门和陕北说书继承人需要面对思考的大课题。
陕北说书艺人
韩起祥弟子
坚持不懈传承手艺
陕北说书之所以出名，得益于大师韩起祥与张俊功。7月10日，记者辗转来到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找到了韩起祥的大弟子孙旺生及其弟子孙锦福。73岁的孙旺生看上去精神矍铄，谈起说书的话题依然情绪饱满。上世纪50年代，由于家贫，他远赴延安师从韩起祥学说书。70年代后期，他回到横山被任命为当地曲艺队队长。当时的曲艺队有20多人，80%是盲人或残疾人，每年要两次下乡巡回演出，走集市、逛庙会、下田间、到地头为群众演出，成了当时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
当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之时，陕北说书也与时俱进，逐渐从文革时期样板戏为主的题材中走了出来，转而以宣传和歌颂国家政策为主的新型说书。但是受到改革经济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逐渐遭遇了市场冷落，迫使一些说书艺人转由其他方式谋生。孙旺生在十多年前迁往了榆林市神木县大柳塔镇居住，开了间杂货铺，偶尔有需要说书的活动和场合，他都会欣然前往，一把三弦，一副甩板和一副“蚂蚱蚱”依然是他表演时的全部行头。“现在表演可全是免费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陕北说书。”孙旺生说，自己的子女大多住在镇上，生活还能过得去，所以他也就不以说书为生了，但他还在经常研究琢磨着说书的事。前段时间得知省上举办陕北说书大赛，他下决心一定参加这次比赛，并为这次参赛写好了一段回忆师傅韩起祥的说唱词。孙旺生说，比赛使他灵感顿生，仅用20多分钟就写了4、5页的台词。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参赛的实力，孙旺生大老远的将他的说书行头从家里带到了徒弟孙锦福的住所，给记者接连表演了两段传统说书，又把自己新编的书词一字不落的说了一遍，惊得四邻都探头观听。
孙旺生徒弟孙锦福对陕北说书的发展可谓呕心沥血。他与延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孙宏亮一起研究陕北说书多年，对陕北说书的曲艺风格等研究甚多。同时，他还在不停地搜集着与陕北说书有关的史料，现已搜集出从清末到民国3年的50多部的说书底本(原本)，整理了小段：河北鼓书、山东快书、扬州评弹、苏州评弹、上海说书等全国曲艺小段1000多首。
演出门票两元钱仍乏人问津
陕北说书曾在过去被人们所喜爱，给人们单调枯燥的生活带来乐趣。在旧社会的红白事也少不了它。一个好的说书艺人的生活水平其实是不错的。可如今，随着信息的多元化和多种多样的娱乐形式的兴起，使得陕北说书没了用武之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多年轻人对陕北说书等传统文化已经无所了解，也不再感兴趣。曾有人学习郭德纲的德云社，在延安专门租了个大礼堂表演说书，门票只要两元钱，可惜的是只有刚开始的三个月人较满，到后来就生意冷清门可罗雀，说书的经营难以为继了。
7月10日，记者在榆林郊外的常乐堡山寨采访了以说书为生的贺光利、张胜雄师徒俩。师傅贺光利今年40岁，米脂县李家站乡人，师从同乡冯有社，于1988年开始说书，后由于市场冷淡，不得不转行做其他工作。因为干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而自己又热爱这门艺术，今年贺师傅与徒弟张胜雄重操旧业，每天在农家乐中为食客说上几段，以此谋生。“我们每月每人能挣4000元左右，生活较以前强多了。但这也只是夏季，如果是冬季生意也就淡了。况且不是每个来这里的人都喜欢陕北说书，一般是中老人居多，外地游客不怎么喜欢，他们也听不懂陕北方言。”贺光利说，语言表达形式的局限是陕北说书流传地相对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陕北说书的春天能否来到？
虽然陕北说书曾一度被冷落，但随着陕北矿产资源的开发，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在填饱肚子的同时，转而追求传统文化也日渐成为一种时尚。陕北民歌走遍大江南北，甚至唱响全国，这说明陕北的文化受人关注。作为陕北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说书艺术也应得到相应的重视。在榆林市“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十二五”时期榆林市将加大文化产业的投入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完善，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施文化建设“135531”工程，筹措百亿元用于文化建设，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陕北说书，相信也将受到更好地保护与发扬。
陕北说书作为一种宣传方式正在被各个单位所运用。靖边用陕北说书形式面向广大育龄群众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奖励扶助、家庭创业和相关法律法规等知识，受到了群众欢迎。公安榆阳分局用“陕北说书”使群众更好地了解防抢防盗防骗的基本安全常识以及识毒、防毒、拒毒的相关知识，提高了群众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横山采用“陕北说书”来宣传科学发展观，达到施教于乐、群众易接受的良好效果。 横山县的田间地头、集市庙会成为了“陕北说书”宣讲科学发展观的阵地：“党中央发号召，全党都把科学发展观来践行”。
2011年5月18日，经过五年的筹备，陕北说书研究会在横山县文化馆正式挂牌，入会的说书艺人有榆林、延安两市共193人，而其中横山县就有33个队80多人。横山县文化广电局副局长、文化馆馆长孟涛说，韩起祥是现代陕北说书的第一代艺人，而以孙旺生、张俊功为代表的第二代说书艺人将陕北说书推向了鼎盛。第三代传人孙锦福等人作为陕北说书的传承人，对陕北说书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孙锦福说，陕北说书要想传承下去就必须得在内容上创新，符合大众的口味才行，同时也需要社会的支持与帮助，政府的扶持与鼓励。只有这样，陕北说书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据了解，第一届陕北说书大赛1979年至1980年由韩应莲组织在延安举行：第二届于2006年在定边举行，内蒙、甘肃、庆阳、宁夏等地的说书艺人都参加了比赛，共有146队报名，100队入选。第三届陕北说书大赛是传承、创新陕北说书艺术的一次重要活动，由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陕西省文化艺术交流协会、陕西省曲艺家协会共同主办。本届大赛设西安、延安、榆林三个分赛区，分报名、选拔赛、复赛、决赛四个阶段，从5月下旬开始到9月中旬结束，将是陕北说书近年来的一次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