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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双拥公约”的历史回声（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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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公约”的产生背景
1943年春节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公布了《拥护军队决定》和《边区政府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确定了1月25日至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重新修订公布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决定》指出:“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各级政府充分认识拥军的深远意义和重要性，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并定期进行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给予批评、指责和惩罚。在1月15日《解放日报》上，林伯渠发表《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的文章，强调“军队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血肉相连而不可分开的”。“拥护军队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拥护人民自己的利益。”1943年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军公约》。
在边区政府发起拥军的同时，陕甘宁边区的驻军——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也于1943年1月25日发布了《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关于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公布《拥政爱民公约》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还决定，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至3月4日为“拥政爱民运动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开展拥政爱民运动》。要求“各地驻扎部队本着整风精神，彻底检查与地方政民的关系，作出深刻、具体的自我批评，使军队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经过这次拥政爱民运动之后，有一个新的转变，将过去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完全转变过来”。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拥军公约》和八路军留守兵团的《拥政爱民公约》，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见诸报端的拥军公约和拥政爱民公约，第一次提出了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的基本政策，后来被纳入党的十大基本政策之一。这既是对部队过去开展拥政爱民工作的总结，也是对红军时期群众工作的发展。
继这两个公约之后，双拥运动迅速扩展到其他抗日根据地。不久，新四军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发表在1943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4月1日，晋西北军区政治部给所属各部队发布了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同时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并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2月 27日，为响应晋冀豫区党委双拥运动指示，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布了开展拥政爱运动的指示，并与晋冀豫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拟定了拥政爱民、拥军公约草案，也发表在1943年12月29日的《解放日报》上。
